古代官僚体系中，“兼职官”并非罕见现象，从中央到地方，从文职到武职，不少官员身兼数职，看似权力加身，实则陷入“忙不过来”的困境——这种过度兼职带来的压力，远超现代职场“996”的强度，成为古代士大夫群体中普遍的生存焦虑。
古代兼职官的普遍性，源于官僚体系的弹性需求与权力逻辑的复杂交织。在中央，三省六部制下，高官常兼任“差遣”与“职事”，如唐代宰相往往需兼任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的决策职务，同时还要管理“中书省”或“门下省”的日常事务；临时性机构更催生大量兼职，如修《永乐大典》时，内阁大学士姚广孝需同时担任监修总裁，还要参与地方赈灾。在地方，郡守常兼任州刺史，形成“郡国并行”下的双重管辖；战时，武将更需兼任地方行政长官，如南宋岳飞任“荆湖路制置使”时，还要统率“岳家军”作战，军政事务集于一身。这种“一人多岗”的模式，本质上是古代“小政府”治理理念的产物——以有限的人力应对无限的政务，却让官员陷入“分身乏术”的泥潭。
兼职官的压力首先表现为时间与精力的双重透支。古代官员每日需处理海量文书，唐代规定“每日午后封”，即所有公文必须当日处理完毕；若身兼三职，意味着工作量翻三倍。北宋名臣欧阳修曾任翰林学士、史馆修撰、龙图阁直学士等职，他在《与韩忠献王书》中自述：“昼夜伏案，目眩耳鸣，虽欲勉力，精力不给。”更棘手的是不同职务的职责冲突：监察官需弹劾不法，而兼任地方行政长官时又要维护地方稳定，常陷入“忠孝难两全”的矛盾。明代海瑞任应天巡抚时，兼任“总督粮运”，既要整顿吏治，又要解决江南粮仓问题，最终因“操劳过度”病倒在任上。这种“连轴转”的工作节奏，让许多兼职官未老先衰，甚至英年早逝。
压力的根源，在于制度设计与权力逻辑的深层矛盾。古代中国以“中央集权”为根基，皇帝通过“兼职”实现权力制衡：让甲官员兼任乙部门职务，既可避免权力集中，又能相互监督。但这种制衡却让官员成为多方势力的“夹心层”：如清代军机大臣常兼任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”，既要对皇帝负责，又要协调列强关系，稍有不慎便可能“两头不讨好”。此外，儒家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理想，驱使士大夫主动承担更多职责，如清代名臣左宗棠在任陕甘总督时，还兼任“西征军务大臣”，既要平定叛乱，又要开发西北，其“抬棺出征”的豪情背后，是日夜兼程的辛劳。这种“道德绑架”下的自我加压，让兼职官的困境雪上加霜。
长期压力不仅摧毁官员个体，更反噬行政体系的根基。对官员而言，身心崩溃是常态：南宋赵鼎因兼职过多、心力交瘁，最终“绝食而死”；纪晓岚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记载，不少同僚因“案牍劳形”而“须发早白”。对行政效能而言，过度兼职导致“一人多责、一事无成”：明代中后期，内阁大学士常兼任六部尚书，形成“部权渐轻，阁权渐重”的局面，但阁臣因事务繁杂，反而难以有效统筹，导致“奏章堆积，政务废弛”。更严重的是，兼职官为应付事务，常出现“敷衍塞责”现象，如清代地方官兼任“学政”时，因忙于政务，对科举考试“草草了事”，间接影响了人才选拔质量。
古代兼职官的“忙不过来”，本质是“权责不对等”的制度缺陷——兼职者承担了更多责任，却未必获得相应授权与资源。这与现代职场中“一人多岗、权责不清”的问题如出一辙。现代管理理论强调“职责清晰、分工明确”，而古代官僚体系的教训恰恰证明：忽视个体的承受能力，单纯依靠“奉献精神”维持运转，终将导致系统失效。从历史中汲取智慧，我们或许能更清醒地认识到：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，合理的制度设计、对个体的人文关怀，都是避免“压力过大”的关键。唯有让每个“兼职者”在承担责任的同时，保有作为“人”的尊严与从容，才能真正实现“人尽其才、事尽其功”的理想状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