兼职工作已成为当下灵活就业的重要组成，但随之而来的“兼职工作不给发工资”问题也屡见不鲜。不同于全职劳动关系的稳定性，兼职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常因用工形式的特殊性而陷入维权困境。如何通过合法途径追讨拖欠的兼职劳动报酬，不仅是劳动者个体的迫切需求，更是规范灵活就业市场秩序的重要课题。
要解决“兼职工作不给发工资”的维权问题，首先需厘清兼职劳动关系的法律属性。根据《劳动合同法》，劳动关系需具备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”“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，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，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”“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”三个核心要素。若兼职工作符合上述特征，即便未签订书面合同，仍可能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，劳动者可依据《劳动合同法》追讨工资；若仅为临时性、一次性的劳务合作（如短期项目外包、个人兼职顾问等），则可能构成劳务关系，需依据《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主张报酬权利。这种法律属性的界定，直接决定了劳动者后续维权的路径选择，是维权行动的逻辑起点。
兼职工作不给发工资的现象背后，既有用工方的主观规避，也有制度层面的监管盲区。从用工方角度看，部分企业利用兼职用工“灵活”但“不规范”的特点，通过口头约定、模糊薪酬标准、拖延结算等方式逃避支付义务；更有甚者，将兼职视为“试用”或“义务劳动”，变相剥削劳动力。从劳动者层面看，兼职群体多为学生、自由职业者或灵活就业者，往往缺乏法律意识，未签订书面协议，导致在发生纠纷时举证困难；同时，兼职劳动的短期性和分散性也使得劳动者难以形成集体维权力量，增加了个体维权的成本和难度。此外，劳动监察部门对兼职用工的监管力度相对薄弱，加之劳务纠纷的仲裁、诉讼周期较长，许多劳动者因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而放弃追讨，这进一步助长了用工方的侥幸心理。
面对兼职工作不给发工资的困境，劳动者需采取“证据先行、多措并举”的维权策略，具体路径可分为以下步骤：第一步：固定证据，明确权利基础。证据是维权的核心，劳动者应尽可能收集能证明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、劳动内容及薪酬约定的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兼职协议（书面或聊天记录中关于工作内容、时长、薪酬标准的约定）、工作记录（考勤截图、工作成果、沟通记录）、转账凭证（若有预付款或部分工资支付）、证人证言（同期兼职同事或客户的证明）等。例如，若通过兼职平台接单，平台订单记录、聊天记录中的薪酬承诺均可作为有效证据；若为线下兼职，考勤表、工作安排通知等也能辅助证明劳动关系。第二步：协商优先，柔性化解纠纷。在启动法律程序前，可先尝试与用工方协商，明确表达诉求并给予合理期限。协商可通过电话、邮件或书面函件进行，保留沟通记录。若用工方承认欠薪事实并承诺支付，应签订书面和解协议，明确支付时间、金额及违约责任，避免后续反复。第三步：行政投诉，借助公权力施压。若协商无果，可向用工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，提交证据材料并要求查处。根据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，劳动监察部门有权责令用工方限期支付工资，逾期不支付的可加付赔偿金。此途径的优势在于程序相对简便、成本较低，且具有行政强制力，对用工方形成有效震慑。第四步：劳动仲裁或司法诉讼，法律途径维权。若劳动监察部门处理结果不满意或用工方拒不执行，劳动者可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（需确认劳动关系成立）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（劳务关系纠纷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劳动仲裁是诉讼的前置程序（劳动关系纠纷），需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提出；诉讼则需注意诉讼时效（一般为三年）和管辖法院（用工单位所在地或合同履行地）。在诉讼中，劳动者可主张工资、逾期支付的利息及因维权产生的合理费用（如律师费、交通费等）。
相较于事后维权，预防兼职欠薪更具主动性和经济性。劳动者在接受兼职工作时，应建立“风险前置意识”，从源头规避欠薪风险：其一，优先选择正规用工主体，尽量通过正规兼职平台、有资质的企业或中介机构接单，避免与无资质的“皮包公司”或个人雇主合作；其二，务必签订书面协议，即便形式简单，也应明确约定工作内容、工作时间、薪酬标准（按时薪/日薪/项目费计算）、结算周期（如“每月10日前结算上月工资”）、支付方式（银行转账/微信/支付宝）及违约责任（如“逾期支付每日按欠付金额0.05%支付违约金”），口头承诺易生歧义，书面协议才是维权的“护身符”；其三，保留全程工作痕迹，在兼职过程中养成记录工作日志、保存沟通记录的习惯，确保在发生纠纷时“有据可查”；其四，警惕“免费试用”“先干活后付费”等陷阱，对于明显低于市场薪酬、要求长时间“考察”的兼职，需谨慎评估其真实性，避免陷入“干活拿不到钱”的被动局面。
兼职工作不给发工资的维权之路，既考验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，也呼唤更完善的制度保障。对个体而言，掌握维权路径、强化证据意识是应对欠薪的关键；对社会而言，需加强对灵活就业领域的劳动立法完善，明确兼职用工的权利边界，畅通维权渠道，让“多劳多得”的劳动原则在兼职领域同样得到尊重。唯有劳动者敢于维权、制度有效保障、市场规范运行，才能让兼职工作真正成为灵活就业的“助推器”，而非权益受损的“重灾区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