贸促会能否有效管理兼职副会长职位？这一问题不仅关乎机构自身的治理效能，更直接影响其连接政府、企业与市场的桥梁作用发挥。作为中国特色的贸易投资促进机构，贸促会通过吸纳兼职副会长，广泛汇聚政产学研资源，形成“专职+兼职”的协同治理架构。然而，兼职副会长多为企业领袖、行业协会负责人或知名学者，其本职工作与贸促会职责的平衡、权责边界的界定、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构建，都成为管理效能的关键变量。兼职副会长职位的有效管理，本质上是制度设计与资源激活的平衡艺术，既需避免“挂名不履职”的形式主义，也要防止“过度干预”的职能错位。
从角色定位看，贸促会兼职副会长并非简单的“荣誉头衔”，而是具有明确功能定位的战略资源。其核心价值在于三方面：一是资源整合，利用其在产业界的影响力，为贸促会引入国际经贸渠道、行业数据、企业需求等关键资源；二是代言发声，代表特定行业或企业群体参与政策制定，提升贸促建言献策的针对性与代表性；三是国际代言，在多边经贸场合传递中国企业声音，增强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。例如，某沿海省份贸促会通过吸纳跨国公司中国区担任兼职副会长，成功推动当地企业与全球供应链的深度对接，促成外资落地项目金额超百亿元。这种“以资源换资源、以影响力聚影响力”的逻辑，决定了兼职副会长管理必须以“用活用好”为出发点，而非“简单挂名”。
然而，当前管理实践中仍存在多重挑战，制约着兼职副会长效能的释放。首当其冲的是权责边界模糊。部分贸促会对兼职副会长的职责缺乏清晰界定，导致“想作为的怕越位，不作为的难追责”。比如，某行业协会副会长兼任贸促会职务后，因不确定能否以贸促会名义组织行业调研，错失了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交技术提案的最佳时机；反之，也有兼职副会长因过度介入具体业务决策，与专职团队产生职能交叉。这种“缺位”与“越位”并存的困境，根源在于缺乏差异化的权责清单——不同背景的兼职副会长（如企业高管与学者）本应承担不同职责，但实践中常采用“一刀切”的管理模式。
其次是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双重缺失。兼职副会长多为社会精英，其参与贸促工作的动力并非物质回报，而是荣誉感、行业影响力或政策参与度。但当前部分贸促会仍沿用传统的“会议签到+文件传阅”参与方式，未能提供有价值的履职平台；考核机制也多以“参会率”为核心指标，忽视实际贡献度。同时，约束机制缺位导致“劣币驱逐良币”——少数履职不力的兼职副会长未被及时调整，反而挫伤其他成员的积极性。某中部地区贸促会曾因长期未对兼职副会长履职情况进行评估，导致部分企业负责人主动请辞，直言“贸促会平台未能为企业带来实际价值”。
更深层次的挑战在于协同机制的碎片化。贸促会系统包含总会、地方分支、行业商会等多层级，兼职副会长往往跨越不同层级与领域，若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，易出现“资源孤岛”。例如，某央企高管兼任贸促会总会及地方分支兼职副会长后，因两地贸促会缺乏信息共享，导致同一项目在重复对接，既浪费企业精力，也降低贸促会整体服务效率。此外，数字化管理工具的滞后也制约了协同效能——多数贸促会仍依赖线下会议、邮件沟通，未能建立兼职副会长资源数据库与需求匹配系统，导致“企业有需求、贸促会有资源，但双方找不到彼此”的尴尬局面。
破解这些挑战，需从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双管齐下。构建“动态权责清单”是基础，应根据兼职副会长的职业背景、行业资源与专长，定制化明确其职责范围。例如，对企业家背景的副会长，重点赋予“国际市场拓展顾问”职能，要求牵头组织行业对接会；对学者背景的副会长，则侧重“政策研究”职能，需定期提交专题报告。清单需明确“可为”与“不可为”的边界，如规定兼职副会长可代表贸促会参加行业论坛，但无权审批具体项目资金，避免职能错位。
创新“激励-约束”闭环是关键。在激励端，需打破“参会依赖”，建立“资源贡献度”评价体系，将引入国际经贸资源、促成合作项目、参与政策建言等量化为考核指标，对表现优异者授予“贸促之友”等荣誉，并优先推荐参与国家级经贸活动。在约束端，应建立“退出机制”，对连续两年未达标的兼职副会长，启动约谈、劝退程序，确保队伍活力。某东部沿海贸促会试行的“积分制”管理值得借鉴——兼职副会长通过参与贸促活动获取积分，积分可兑换政策培训、国际展会名额等“服务包”，既提升了参与感，也实现了资源互换。
强化数字化协同支撑是突破。需搭建全国贸促系统统一的兼职副会长管理平台，整合成员背景、资源清单、履职数据等信息，通过算法实现“企业需求-副会长资源”的精准匹配。例如，当某地贸促会收到企业“对接东南亚农产品进口渠道”的需求时，系统可自动匹配有相关资源的兼职副会长，并推送至其工作端口。同时，利用区块链技术记录履职过程，确保考核结果客观透明，减少人为干预。
归根结底，贸促会兼职副会长职位的管理效能，直接关系到机构能否从“传统中介”向“战略赋能平台”转型。在全球经贸格局深刻变革的今天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需求已从“找市场”升级为“建规则”，贸促会需通过激活兼职副会会的“外脑”与“资源库”，构建“政府引导-市场主导-社会参与”的协同治理网络。唯有将制度设计的“刚性”与资源激活的“柔性”相结合，才能让兼职副会长既“挂名”更“履职”，既“跨界”更“协同”，最终成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“关键支点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