警惕！贵州干部在协会兼职可能带来负面影响！近年来，随着社会组织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，干部到协会兼职的现象逐渐增多。然而，这一现象在贵州部分地区却呈现出异化趋势，个别干部将协会兼职异化为权力延伸、利益输送的“灰色地带”，不仅损害了干部队伍形象，更对地方政治生态、营商环境及社会治理效能造成了潜在威胁。贵州干部在协会兼职需高度警惕其可能引发的连锁负面反应，唯有正视问题、规范管理，才能避免这一行为沦为治理隐患。
一、权力寻租风险：兼职协会成“权力变现”新通道
干部到协会兼职，本意是利用专业知识指导协会发展，实现政社协同。但在实际操作中，部分贵州干部却将协会视为“权力跳板”，利用自身行政影响力为协会谋取不当利益，进而换取个人回报。例如，某地住建部门干部兼任建筑行业协会副会长后，利用审批权限，在协会会员企业资质审核、工程招投标中“开绿灯”，迫使建筑企业不得不通过“赞助协会”或“向个人输送利益”换取项目机会。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以权谋私的变种，将公共权力异化为协会和个人的“私产”，不仅违反廉洁纪律，更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原则。
贵州作为后发地区，近年来在基础设施建设、产业发展等领域投入巨大，各类协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涉及工程、农业、文旅等多个关键领域。干部在这些协会兼职，若缺乏有效监督，极易形成“权力—协会—企业”的利益闭环。当协会成为干部权力寻租的“白手套”，不仅会导致资源配置扭曲，更会推高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，最终损害地方营商环境和经济发展潜力。
二、履职精力分散：兼职挤占公共资源，影响本职工作
干部的核心职责是为人民服务，需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公共管理和服务中。然而，部分贵州干部在协会兼职后，却将大量时间、精力投入到协会事务中，甚至出现“挂名不履职”“拿钱不干事”的现象。某县农业农村局干部兼任养殖协会会长，长期占用工作时间处理协会“会员大会”“行业培训”等事务，导致分管的乡村振兴项目推进缓慢，农户补贴发放滞后，引发群众不满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部分协会为“留住”兼职干部，不仅提供高额“津贴”，还承担其差旅、接待等费用，变相挤占公共资源。贵州基层干部本就任务繁重，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、生态保护等各项工作压茬推进，若再将精力分散到协会兼职中，必然导致本职工作“挂空挡”。这种“种了别人的地，荒了自己的田”的现象，不仅降低了行政效率，更损害了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公信力。
三、政社边界模糊：协会沦为“二政府”，破坏治理体系现代化
理想的政社关系应是“政府引导、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”，协会作为社会组织，应保持相对独立性，发挥桥梁纽带作用。但贵州部分干部在协会兼职却导致政社边界模糊，协会逐渐沦为“二政府”，甚至出现“协会发令、部门执行”的倒置现象。例如，某地旅游协会由文旅局干部兼任秘书长后，以“规范市场”为由出台行业“潜规则”，强制会员企业接受统一报价、统一渠道，实质是为少数企业垄断市场提供便利，严重背离了社会组织服务行业、服务社会的初衷。
这种“政社不分”的现象，不仅削弱了协会的社会公信力，更阻碍了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。当协会依附于行政权力，其行业自律、反映诉求、服务会员的功能就会异化为维护少数人利益的工具，导致社会力量无法有效参与治理，最终形成“政府忙不过来、社会靠不上”的治理困境。贵州正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若任由干部兼职导致政社边界模糊，将直接影响治理效能的提升。
四、制度监管缺位：兼职行为“灰色化”，滋生腐败土壤
当前，对于干部在协会兼职的管理，仍存在制度空白和监管盲区。虽然中央三令五申规范干部兼职行为，但部分贵州地区对协会兼职的审批、监管流于形式，甚至出现“先兼职后备案”“只挂名不报备”等违规操作。某市民政局工作人员透露，由于缺乏明确的兼职禁止清单和退出机制，不少干部通过“挂名取酬”“以劳取酬”等名义变相获取利益，监管部门难以发现和查处。
制度监管的缺位，导致干部兼职行为呈现“灰色化”特征。一方面，部分协会以“专家咨询费”“活动津贴”等名义向兼职干部输送利益，规避纪律约束；另一方面，一些干部利用信息不对称，通过协会兼职为亲属、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，形成“期权腐败”。贵州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阵地，若不能及时填补监管漏洞，任由这种“灰色兼职”蔓延，不仅会腐蚀干部队伍，更会污染地方政治生态。
五、规范路径探索：以制度刚性约束守护政社协同初心
警惕贵州干部在协会兼职的负面影响，并非否定社会组织的作用，更非否定干部参与社会服务的积极性，而是要通过规范管理，让协会回归本位、干部履职尽责。首先，需明确兼职“负面清单”，严禁掌握审批、执法等权力的干部到营利性协会兼职，确因工作需要的，必须严格审批程序，且不得领取任何报酬。其次，建立兼职干部履职监督机制，定期公示兼职干部在协会的工作内容、时间投入及履职成效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更重要的是，要加快培育独立、规范的社会组织，减少对行政权力的依赖，让协会真正成为连接政府与市场的“桥梁”。贵州可借鉴东部地区经验，推动协会去行政化改革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、项目合作等方式，引导社会组织在行业自律、公共服务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，而非依赖干部兼职获取资源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实现政社协同的良性互动，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正能量。
贵州干部在协会兼职的潜在负面影响，本质上是权力运行不规范、政社关系不清晰的缩影。唯有以“刀刃向内”的勇气强化制度约束，以“零容忍”的态度打击兼职乱象，才能守护好干部队伍的纯洁性，维护好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，为贵州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实保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