兼职合同中“责任”条款的模糊地带，正成为劳资纠纷的高发区。当工作失误、意外伤害或利益冲突发生时，一句“合同没写清楚”往往让双方陷入扯皮，最终责任认定耗时耗力，甚至造成经济损失。责任约定不清的兼职合同，本质上是将法律风险置于“真空状态”，一旦问题爆发，用人单位与兼职者都可能成为受害者。这种模糊性不仅违背契约精神，更与灵活用工背景下对权责明晰的诉求背道而驰。
从法律性质看，兼职合同属于劳务合同，与劳动合同存在本质区别——双方地位平等，不受劳动法中关于工时、社保等刚性约束，但《民法典》关于合同订立的基本原则仍适用。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五百一十条，合同生效后，当事人就质量、价款或者报酬、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，可以协议补充；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，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。这意味着，若兼职合同中未明确责任划分，司法实践将依赖“交易习惯”或“法律规定”，但“交易习惯”本身具有主观性，不同行业、地域可能存在认知差异，而法律规定多为原则性框架，无法覆盖兼职场景的复杂性。例如，兼职者因操作失误导致客户数据泄露，若合同未约定数据安全责任，用人单位主张兼职者承担侵权赔偿责任，兼职者则辩称“未接受专业培训”，此类争议中，法官需综合考量双方过错程度，但结果往往与签约时的预期相去甚远。
实践中，责任约定不清的争议场景主要集中在三类：一是工作成果瑕疵责任。某设计公司聘请兼职设计师完成海报制作，合同仅写“需符合甲方要求”，未明确修改次数、版权归属及成品质量标准。最终因设计风格不符合品牌调性，公司拒付尾款，设计师则认为“已按口头沟通完成”，双方对“工作成果是否合格”各执一词。此类纠纷中，责任边界模糊导致“合格标准”成为“罗生门”，用人单位以“不满意”为由拒付报酬，兼职者则因缺乏量化依据维权困难。二是人身伤害责任。兼职者在促销活动中搬运展架时砸伤脚，未约定“是否提供安全防护”“是否购买意外险”，用人单位认为“兼职者应自行注意安全”，兼职者则主张“未告知风险且未配备护具”。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，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，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，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；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，双方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。接受劳务一方对提供劳务一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，承担相应的责任。但“过错”的认定需结合合同约定，若未明确安全保障义务，责任划分将陷入“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”的困境。三是第三方侵权责任。兼职者在执行任务时与第三方发生冲突（如外卖员送餐途中与路人争执），若合同未约定“是否代表用人单位”“是否需遵守行为规范”，用人单位可能被卷入纠纷，兼职者则可能因“不知行为边界”承担不必要的责任。
责任约定不清的法律后果具有“双输”特性。对用人单位而言，需承担本可通过合同条款转移或明确的风险。例如，某电商兼职客服因言语不当引发客户投诉，若合同中未约定“服务话术规范”“投诉处理责任”，企业不仅需赔偿客户损失，还可能损害品牌形象。对兼职者而言，缺乏责任约定意味着维权时“无据可依”。某兼职会计因未核对原始凭证导致税务申报错误，被税务机关处罚，若合同未约定“资料审核责任”“损失分担比例”，其可能需独立承担全部罚款，而用人单位则以“未约定审核义务”为由免责。此外，纠纷解决成本高昂——仲裁或诉讼周期长、举证难，甚至导致双方合作关系彻底破裂，影响后续合作机会。
避免责任真空的核心在于“条款精细化”。用人单位与兼职者应通过合同明确以下关键内容：一是工作职责与权限范围，例如“兼职者仅负责数据录入，无权修改原始文件”，避免“越权操作”引发的责任；二是安全与保密义务，如“兼职者需遵守公司安全规程，不得泄露客户信息”，并可约定“违反保密义务需赔偿损失的具体计算方式”；三是赔偿责任划分，区分“故意或重大过失”与“一般过失”，例如“因兼职者故意导致公司损失的，应全额赔偿；因重大过失造成损失的，承担50%赔偿责任；一般过失则由公司自行承担”；四是争议解决机制，明确“发生争议时提交XX仲裁委员会仲裁”或“向XX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”，避免管辖权争议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条款设置需遵循公平原则，避免“霸王条款”——例如约定“兼职者承担所有工作风险，用人单位免责”的条款，可能因显失公平被认定为无效。
从行业趋势看，灵活用工的爆发式增长倒逼兼职合同规范化。据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调研，2023年我国灵活用工人员已超2亿，其中兼职群体占比超60%。然而，仅23%的兼职合同包含明确的“责任条款”，多数仍停留在“完成工作即可”的粗放式约定。随着平台用工、远程兼职等新业态兴起，责任边界问题更加复杂——例如，直播兼职者的“言论合规责任”、远程兼职者的“设备使用责任”，若未在合同中明确，极易引发纠纷。对此，部分行业已开始探索标准化模板：互联网平台推出“兼职责任清单”，明确“内容创作需符合平台规范”“数据安全需符合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”；线下服务行业则约定“兼职者需购买意外险，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”。这些实践表明，责任约定从“模糊”到“清晰”是灵活用工市场成熟的必然趋势。
当兼职合同中的“责任”二字从模糊走向清晰，劳资双方才能真正实现“权责对等”的合作共赢。这不仅是对个体权益的保护，更是灵活用工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。对用人单位而言，明确的责任条款是风险防控的“防火墙”；对兼职者而言，清晰的权责划分是维护权益的“护身符”。在签约前多一分审慎，在条款中多一分细化，才能让兼职关系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，避免“问题出现后互相甩锅”的困局。毕竟，一份能经得起推敲的兼职合同，从来不是束缚双方的枷锁，而是实现价值交换的“共同约定”。